一、学医契机：从速成“赤脚医生”到推荐上大学

从事某种职业，并以之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为之奋斗，终成大器，其中有契机，也有转变。说到自己事业的起点，白大褂成为一个“引子”，陈孝平院士说自己小时候就害怕吃药打针，甚至见到穿白大褂的都躲。现在自己做医生，拿着手术刀做手术，早已爱上医生这个职业，体会到医生职业的神圣性。

我们先按时间顺序来谈，从我小时候害怕吃药打针开始谈起。首先，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那时候缺医少药，小时候几乎没有见过正规的医生，就是过去那种师徒相传的中医，他们没有任何学历，后来他们又自学了一点西医，就相当于现在的中西医结合，但是级别很低，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其次，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会打预防针，主要作用是预防脑炎、天花等。那时候没有见过“白大褂”，一见到穿白大褂的人就吓得不得了，有的同学直接吓得往桌子底下钻。这与当时农村人没有见过世面有关系，一见到外面的人就害怕，而且药很苦，吃过一次就不想吃第二次了。总体来说，是因为农村区域小，没有见过大世面，与外面没有什么接触。

另外，还与两次痛苦的经历有关。一个是我姑姑，就是我父亲的亲妹妹，有先天性心脏病。那时候，我们的医疗条件很差，20世纪60年代心脏手术还不过关，到哪里求医别人都说治不了。按照现在就是通过开刀、换瓣膜等方法进行治疗。但那时候，这些方法都没有。到当地最大的医院，相当于现在市级的医院，医院就说不行了，没有办法救。还有一个，就是我母亲的亲弟弟，也就是我舅舅。在农村干活的时候，突然肚子痛，那时候叫绞肠痧，现在叫肠梗阻，也没有开刀（做手术）的条件。当地医生看了之后，建议一定要转到县级医院去，县医院距离我们家有35公里，很远，在当地耽误了一天左右，那时候又没有车，只能请人用担架抬，结果还没到县城，就在抬的路上过世了。这就是两件让我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从小我就觉得生病很可怕，我就想着要是我能治病救人就好了。小时候思想觉悟还没有那么高，经过这两段痛苦的经历，我开始萌发了学医的想法。

陈院士正式接触医学，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全国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到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用陈院士自己的话来说，“刚好这个时代被我赶上了”。

实际上，我正式接触医学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国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从小学到大学，都关门了。到了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的青年就回到农村，城市的青年就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部队去。这样，在校的学生都分流了。那时候农村真的是缺医少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提出培养“赤脚医生”。以每个生产大队为单位，培养1~2名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主要从知识青年里面选，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被选去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从那时候开始我才正式接触到医学。培训的时间有三个时间段，主要以速成班的方式培训。一种是有一点医学知识基础的青年培训期为一个月，没有任何医学基础的培训期为三个月，还有更长时间的培训是半年期的，相当于高级培训班。半年期的不能在当地公社培训，要到县医院去培训。我参加的是三个月的培训，培训主要教一些非常基础的东西。比如，伤风感冒用什么药，我们当时都是记口诀，头痛发烧 ABC三包。学习方式就是死记硬背，基本的原理都搞不清楚。然后，我们就跟着老师到田间去认中药，农村田里有很多中药材，我们跟着老师识别然后把药材采集回去。采回去之后，晒干切片保存起来，按照中医的方子开药。那时候自己采的药，不要钱，成本低，药价就很便宜，这就解决了农村的缺医少药的问题。当时学习以中医为主，另外，我们也学了一些针灸、扎针之类的。

那个年代中医、西医都有学。比如，病人感冒就会开西药，如果是肺炎就打青霉素，拉肚子就用磺胺，主要是什么有用就用什么。老师只是教我们这样去治。虽然原理不是很清楚，但确实也解决了一些问题，治好了不少病人。在这过程中，我自己也接触过一些病人，大人小孩的病我都看，不管病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包括妇科我们都看，什么接生的啊都来，那时候才叫真正的全科医生。我那时候才十几岁，虽然学习时间很短，但确实解决了很多农民的小伤小病，很受欢迎。1966到1970年，大学这个五年期间停止上课，也没有招生。国家教育界、科技界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大学恢复招生的建议。这几年间，大家都没有学上，所有的教育，不论是中级教育还是高级教育都断档了。招生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学生层面，学生们过去几年都在劳动，学过的东西都忘掉了，新东西又没有时间学，所以即使让他们考试他们也不会。就我自己来说，我1968年初中毕业，但是我初中只上了一年，因为我1965年入学，1966年停课闹革命，1967到1968年都在停课。高中班也是这样，那时候大家都一样，所以从学问角度来看考试肯定行不通。另外，从老师层面来看，老师要么被批斗、关牛棚，问题不大的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学校都是空的，没有老师。只有几个留下看房子的人，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身体不好的和老年人，有1至2个干部负责管理。第二，没有人来出考卷，因为考卷要根据学习的内容来出，四五年没有上课，现在出的题目应该是几年前学的东西，没有东西去考，也没有办法出考卷。不要说没有人出考卷，即使有了考卷，答出来的考卷也没有人判卷，因为老师们都在农场“五七干校”劳动。所以，当时就提出了推荐的办法。我们第一批、第二批都没有考试，第三批才开始考试。到第三批的时候，老师们也陆陆续续回来了，中小学开始慢慢复课，摸出了一点门道。我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刚好这个时代被我赶上了。

1970年，全国大学招生统一考试改为群众推荐。关于推荐上大学和弹性学制的经历，陈院士说，其中也有一些巧合：

我是被推荐上的大学，推荐的这个过程也是有很多巧合。最开始大队推荐上大学的人选不是我，因为那时候推荐的第一个要求是根红苗壮（根红苗正），也就是政治要过硬。所以第一次推荐的是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也是知青，不过是高中班的，比我们大好几岁。他那时候已经很懂事了，而我那时候还稀里糊涂的。他那时候表现非常积极，去之后很快和一个农村当地的姑娘结婚了。他结婚就是为了表决心，向国家表明自己已经在农村扎根结婚了，成家立业了，永远不回城市。后来，他被提拔为大队支部书记，公社领导决定推荐他去上大学。但是，当时县里的招生办出了规定说不要结婚的，就被退回去了。于是就要重新推荐。推荐的第二个是一个女孩子，比我高一届，我是68届，她是67届的，她初中上了两年，比我多学了一年，是当时大队的妇女主任，也是大队干部。那时候，妇女主任经常去县里开会，与里面的干事互相都认识。有位干事告诉她，还有一个招工名额，就是到城里当工人的名额。为什么工人名额那么香？首先那时候“政治挂帅”，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也就是政治上地位很高；第二就是工厂都在城市里面，到了工厂当工人，就不用再回到农村了。而我们当时这个大学生推荐政策是要求从哪里来毕业后就要回到哪里去，毕业后还是要回到当地的。这就是推荐的前提条件。听到有进城当工人的名额这个消息时，她马上跟县里说她要去当工人。这个推荐名额又空出来了，这时离报名截止日期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如果再不推荐，这个名额就浪费了。后来，我们的公社书记就说，那就把这个机会给那个当赤脚医生的小伙子，学医的，专业也对口。我一接到通知后，就连夜骑自行车赶到县城里面去报到。当时我在的地方距离县城35公里，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早上5点多了。到了招生办门口，招生办就写了个纸条子给我，让我到县医院去体检，体检完之后，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石沉大海，也不知道能不能录取，带我工作的老师也经常给我泼冷水，让我不要想那些东西，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忘了。9月份的时候，距离填“条子”已经过去3个月了，我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我被录取了，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小时候很调皮不是很用功，有时候也玩一些小聪明，不像女孩子那样很爱学习、很用功，经常因为逃学被父亲打。但是，进入大学之后我突然转变了，知道努力学习了，可以说是开窍了，也可能是因为那几年在农村劳动吃了太多苦，觉得还是学习好。我走的时候，带我的老医生说，“今天你们把他送出去，过几天你们还是把他接回来吧，他肯定坚持不下来”。我的老师是不看好我的，因为我只上了小学，初中只上了一年，连初中二年级、三年级的书都还没发下来。幸好当时大学推行教育改革，那些基础知识，比如数学、化学和物理等都免了。如果当时学这些，我可能就坚持不下来了。前不久我还提出，我们当下的医学教育走偏了，要解决实际问题。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不一定要学习七八年。我当时分在医疗系，学制是三年制。“摸着石头过河”，推荐上去的学生里面有分配在一年制的、两年制的，还有三年制的，是弹性化的学制，有三个不同的时间段。